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及其启示

1941 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各团宣传队在临沭县蛟龙湾村合影。

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及其启示

邵艳梅，杨鑫钰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抗击日本文化侵略、反击国民党反共文化宣传、改造农村封建落后文化活动，积极开展文艺工作。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主要形式有创作文学作品、改进传统曲艺、成立抗战剧团、传唱抗日歌曲、推广秧歌运动、开展美术宣传，充分体现了人民性、时代性、通俗性的特点，促进了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调动了群众参军支前的积极性，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改变了社会风气。这些为当下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必须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历史方位承担时代使命。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人民性；时代性；通俗性；启示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不论是在中国社会史还是在中国文艺史中都具有重要的考察价值，为现代中国革命与文化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历史经验。但是，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研究却是薄弱环节，通过查询中国知网等有关资料，发现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研究文章寥寥无几。今天，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依据丰富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主要形式、基本特点及效果进行系统把握，为继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振兴社会主义文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重要借鉴。

文艺工作是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中的重要内容，在记录时代社会风貌的同时，也传递着时代的进步思潮，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热情，推动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向前迈进。文艺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和形象表征，亦是形塑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手段和路径[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2]92说明了文艺工作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有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略罪行，宣扬了党的革命主张和政策，激发了前线军民英勇抗战热情，从而推动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救亡高潮。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工作的目的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深入探讨了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之间的关系，提出将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相结合，从而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利用经济和军事手段控制山东的同时推行文化侵略，加之国民党的反共文化宣传和农村地区文艺活动封建落后，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工作的必要性。

(一)抗击日本文化侵略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试图摧毁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在山东，同其他日本侵略者占领地区一样，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不仅利用伪政权设立了众多日语专科学校，强制学生必须掌握日语，而且通过增设日语教师讲习班等方式进行奴化教育，灌输其文化价值观。据统计，在1943年夏，潍县、益都、周村、蒲台等日军侵华老据点的中学生，曾因有不愿学日语或密谈国事而被日寇屠杀者达30余人[3]。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利用“新民会”和“新民学校”对山东学校教育实施严密监视，经常对进步教师和学生以“思想不纯”或“行为不轨”等名义进行迫害。例如，日本特务在搜检邮件时，发现青岛铁路中学一学生有寄自重庆的来信，便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铁中抗日铁血团”案件，拘捕无辜师生达30多人，施以40多天的灭绝人性的酷刑[4]126。此外，日本利用音乐、电影、文学等形式，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和传播黄色精神鸦片。其中放映的影片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吹嘘日军“战绩”进行奴化宣传的反动电影，如《大陆航空决战》《跃进中之国民政府》等；另一类是宣传色情和腐朽生活的黄色电影，如《桃李争春》《贵妇风流》等[5]913。日本侵略者妄图将中国人民引入歧途，削弱人民群众的抗战意识和民族意识，企图从思想上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因此，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摧毁敌人文化侵略的阴谋。

(二)反击国民党反共文化宣传的需要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文化宣传工作以“中国不许有共产党”为主题展开。首先，国民政府为维持在山东的执政地位，将共产党定性为“异党”，将八路军定义为“客军”，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禁止群众向八路军提供物资。其次，诋毁和抹黑中共，挑拨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情。国民党顽固派歪曲事实、制造谣言，捏造一种非反共不可的“理论”，如“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共产党杀人放火”[6]135等，企图摧毁中国共产党形象，降低山东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任程度和支持程度。再次，国民党顽固派百般阻挠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工作。一是歪曲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宣传动员工作。国民党顽固派将共产党动员山东民众抗战的行为定义为“赤化”群众和“煽惑”青年，提出“宁匪化，勿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6]137等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口号，认为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别有用心。二是限制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和团体。1939年6月，国民党胶东行辕主任赵保原等制造“反共摩擦”，在莱阳大肆捕杀八路军家属、民先队员、青救会员，被害者200余人[7]58。三是大肆破坏共产党的宣传动员机构。国民党顽固派干涉抗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民运工作之自由，查禁《大众日报》[8]201，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地区文化宣传工作的开展。为反击国民党的反共文化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各类补习学校，开展了戏剧、歌咏、舞蹈和体育运动，这对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和培养民众的民族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文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改造农村封建文化活动的需要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受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和生活条件的制约，山东地区的文艺活动发展有很大局限性。一是文艺活动往往只在城市开展，农村地区的文艺活动十分匮乏。以文化基础雄厚的胶东地区为例，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尽管“胶东人民的文化水准比内地要高得许多”[9]8，但农村的文艺活动依然匮乏，仅仅在节庆庙会时期才会有专职戏班和业余团体的表演活动，一般民众很难看到自己所感兴趣的剧目。二是文艺形式单一、内容落后。抗日战争前夕，大多数民众只听过“大戏”“京剧”和类似“周姑子”的小戏，“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话剧、歌剧、歌舞剧和各种曲艺、舞蹈”[10]52-53。在封建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作品内容绝大部分以宣传封建思想为主，带有封建性、滞后性和腐朽性，如宣传封建压迫的《九更天》《翠屏山》、宣传淫乱享乐的《游龙戏凤》《醉酒》等[11]，严重束缚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进步。因此，要建筑抗战“艺术堡垒”，文艺工作者必须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充分发挥文艺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工作的主要形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2]73。这说明客观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遵循的规律。毛泽东《讲话》发表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教育。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事业蓬勃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及大众性的优秀文艺作品。1943年3月，陈云在党的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以及党的文艺工作者两个倾向问题，会议提出：展开戏剧的集体创作运动；文学上着重提倡报告文学和通俗故事；开展大众音乐活动，组织农村歌咏队；开展壁画(街头诗的结合)也可搞连环画、木刻；组织各种业余文化活动；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13]94。这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摆脱思想和行动上守旧观点的束缚，紧密结合文艺与政治，真正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发挥了指导作用。

(一)创作文学作品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出版条件严格，小说作品的创作总量远低于诗歌和报告文学，且大多为短篇小说作品。抗日战争中后期，随着根据地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变、文艺作家创作经验和抗战素材的积累，小说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当时影响较大的小说作者主要有峻青、那沙、冯毅之、包干夫等人，他们的作品集中反映了根据地军事斗争、军民团结、减租减息等方面的内容，在当时影响巨大。峻青的短篇小说以军事题材为主，其1942年创作的《马石山上》讲述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某班战士在日寇包围中掩护群众突围的真人真事，最终群众得救，而战士们全部牺牲的英雄事迹，歌颂了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那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较为活跃的重要作家之一，具有浓厚的革命斗争热情，擅长利用中短篇小说、话剧、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等文艺形式展现根据地群众的战斗生活，他创作的中篇小说《骨肉亲》对团结根据地军民，树立英勇抗战的信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包干夫的短篇小说《移坟》反映了中国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带领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农民重获新生的情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同时也彰显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八路军、参加革命的必然性。吴伯箫创作的短篇小说《一缸血》深刻反映了鲁西人民的抗战历史，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主要描写了聊城、博平和沙区的自卫队，抗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降将齐子修军队的英勇事迹。这些优秀的小说作品在宣传抗战、动员群众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小说相比，报告文学更能够及时、准确、真实地反映抗战斗争的发展状况和胜利成果，并能够及时刊登在抗战报刊上，是文艺工作者运用最得力的文学表现形式。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有于冠西、周而复、康矛召、冯毅之等人。1942年冯毅之创作的《碧血千秋》以日记体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抗日军队在淄川马鞍山战略要地同日军激烈作战的情景，展现了中国人民军队的顽强革命意识和英勇无畏的精神。1943年于冠西创作的《南北岱崮保卫战》描绘了八路军在南北岱崮击退敌寇的英勇事迹。此外周而复的《海上的遭遇》和康矛召的《陆房突击的回忆》细致刻画了根据地的抗战生活。还有专门描写人物传记的报告文学，如康矛召的《我们的司令员罗荣桓同志》、陈冰的《记罗司令员》、若愚的《肖华同志》、朱瑞的《悼陈若克》和高尚光的《我们的连长何万祥》等。报告文学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高歌，在促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自我觉醒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诗歌创作在战争岁月里一直以来都相当活跃，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性色彩。创作人既有燕遇明、苗得雨、王希坚、冯毅之、包干夫等一些专业诗歌作者，同时也有不少机关干部、军人和农民等诗歌业余爱好者。马少波创作的自由体诗歌《爱的，请你撒开手》是较早反映抗战主题的诗歌，描写了新婚的丈夫要奔赴抗日队伍，与妻子告别时的动人情景。1939年灼夫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的诗作《大嫂子劝郎打东洋》，用小调的形式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根据地妇女坚决抗日的高涨情绪。1943年之后，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传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诗歌创作者的创作热情，涌现出大量的杰出诗作。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包干夫的诗集《初航集》、冯毅之的诗集《寒夜行》、燕遇明的诗集《杨清法》《慰问》等[14]128。这些诗歌饱含激情，既展现了军民斗争生活，又讴歌了革命英雄，对山东根据地的抗战军民产生了强有力的宣传激励效果。除以上专业作家的诗歌外，还有街头诗、墙头诗、歌谣等，也在民间广泛传播，对抗战的动员作用不容小觑。山东抗日根据地涌现的文学作品，发挥了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重要作用。作品在政治和艺术上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融合，既是爱国主义与抗战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途径。

(二)改进传统曲艺

抗战爆发后，山东各地的曲艺艺人，在大鼓、琴书、评书等曲艺形式的基础上，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对其加以改造，既宣传抗战思想、团结群众抗战，又推动了曲艺形式与内容的与时俱进。

胶东抗日根据地是最早运用曲艺进行社会动员、服务抗战的地区，创作题材大都以反映胶东地区著名的地雷战，以歌颂英雄人物为主，如《说地雷》《女民兵模范纪桂芝》等。胶东曲艺的主力是盲人艺术家，1942年胶东地区成立“胶东盲人抗日救国会”，发动盲人编写和演唱新书，彭润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胶东大鼓是胶东地区特有的曲艺形式，有两位代表人物，分别是“东路”代表彭润芝和“西路”代表梁前光。彭润芝创作表演的作品《打青石岭》和《半壁店战斗》，其演唱形式深受广大人民喜爱，被誉为“彭调大鼓”。梁前光则结合抗战需要，综合多种曲艺唱法创作了《十里堡战斗》《懒汉回头》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群众也亲切地称他为“梁大鼓”。渤海地区的曲艺创作活动也非常活跃，其中耀南剧团在曲艺表演活动中影响颇大，当地群众为此编了一句“耀南剧团不用听，不是老曹是老丁”[15]14的顺口溜。所谓老曹指的就是曹永山，而老丁便是丁方瑞。曹永山的代表作有《打凤凰店》《大摆地雷阵》等，作品语言通俗易懂，故事情节曲折。丁方瑞的代表作有《魏家堡战斗》《打田柳庄》等，群众语言更加丰富，极富幽默感。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治文化中心的鲁中南地区，曲艺创作演出活动同样十分丰富。其中山东纵队鲁迅宣传大队的战士杨星华，为宣传动员根据地部队积极抗战而创作的第一篇山东快书《沭河战斗》，展现了八路军为保卫麦收在临沂龙泉伏击日军夺取战斗胜利的场面，演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后来他又相继创作了《大战岱崮山》《二曹大闹蒙阴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乡土色彩。战争年代的山东曲艺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作用，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成立抗战剧团

1940年11月，朱瑞在山东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戏剧要政治化；第二，要现实化；第三，要群众化。”[14]45194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16]28。戏剧在这一时期承担起教育和组织民众的责任，反映了抗战中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毛泽东主张的把社会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为戏剧创作指明了方向，于是很多革命文艺工作者都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从历史事件中取材，从抗战中总结经验，在戏剧旧形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既保留了戏剧原有的艺术特色，又对戏剧形式进行了革新。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戏剧改革中，以改编创作历史剧、京剧最为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马少波的《木兰从军》、贾霁的《过关》、李夏的《抗属真光荣》等，这些历史剧依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以直观的方式点燃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战的热情，成为抗日战争年代我党在敌后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有力武器。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40年9月山东省文协制定《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纲领》，要求“团结与动员山东的文化界，广泛开展山东文化组织，普遍建立文化团体，建立并健全教职员救国会、戏剧协会、文艺研究会等新的文化团体”[17]34，剧团成为普及和提高根据地军民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当时根据地各区几乎都有剧团的存在，如胶东地区的国防剧团、孩子剧团，鲁中和渤海地区的耀南剧团、抗大一分校文工团、鲁迅艺术宣传大队，鲁南地区的姊妹剧团、战士剧社，鲁西地区的湖西流动剧社等。这些剧团或多或少带有地域性色彩。剧团工作人员以抗战形势和人民群众生活为主题，创作了《生产大合唱》《雷雨》《李闯王》等大型作品，在发动和宣传民众、歌颂党的领导、服务抗战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村地区，陆续成立了一批文艺宣传队、乡村剧团等文艺团体。以莒南县为例，“到1945年，就有剧团两百零八个，演员数千名。……上至五六十岁的农村老妇，下至十几岁的山中娃娃，都可以登台演出”[18]189。农村剧团演出剧目大多与宣扬妇女解放、开展对敌宣传、动员青年参军入伍、反映人民生产生活有关，这些剧目在宣扬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对根据地农村的封建恶习也有一定的净化作用。广大农村剧团的发展，既配合了各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的开展，又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四)传唱抗日歌曲

歌咏是发动军民团结抗战较为有效的方式之一，特别是在山东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民众的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文字之类的宣传教育难以理解，传唱歌曲就成为动员民众参战的重要方式。1941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在《关于四年来宣教工作总结》中指出，文艺剧团要“深入民间进行艺术宣传工作，领导歌咏，传播抗战歌曲和小调，要真正做到一面演剧，一面教歌，一面宣传”[19]10。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敌人后方去》《到前线去》《辞别老婆去当兵》等一首首反映抗战将士坚强意志和群众遭受沉重苦难奋起抗争的歌曲在部队中流传开来。其中很多歌曲都是用本地的小调和快板改编而来，既具有旋律轻快、通俗易懂、便于普及等特点，也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比如《沂蒙山小调》这首著名的抗日歌曲，它以沂蒙的地道方言和沂蒙民歌《花鼓调》的谱式谱写，揭露了费县马头崖地区的封建地主组织黄沙会的欺骗宣传。抗战歌曲除了唱给自己人听，同样也唱给敌伪听，借此瓦解敌伪军的军心。例如，1942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流传的《回头是岸》唱道：“当了敌人的马牛，残害自己的姊妹兄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同胞，见不得江东父老。”[20]210

随着抗战不断深入，不论是战事频发的前线还是生活艰苦的后方，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战歌。在部队中，连与连、营与营之间的歌咏比赛十分活跃；在农村，每逢村庄集会，召开纪念会、表彰大会时，抗战的歌声总是此起彼伏。根据地歌咏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广大音乐工作者的辛勤工作，歌曲内容有歌颂党的领导的、动员参军的、反映大生产的和上冬学的，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语言通俗易懂，反映了当时政治、生产、文化等面貌，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是抗日战争时期联系、动员、教育群众的好办法之一。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流传的歌曲数不胜数，它既是中华民族危机四伏的真实写照，又抒写了中华儿女对国家危亡的担忧和英勇赴国难的壮志，在激发广大民众的民族归属感和爱国情怀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推广秧歌运动

秧歌是中国农村最具群众性的民间歌舞形式，其表演风格多样，载歌载舞，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胶东是最先开展新秧歌运动的地区。1940年，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胶东国防剧团对胶东传统秧歌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在内容上，把昔日的主角变成了红军、八路军，把妖魔鬼怪变成了希特勒、日本鬼子、德国鬼子等，既保留了旱船、跑驴、高跷等传统形式，又加入了一些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宣扬抗战文化。在乡村巡回表演时，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抗战热情。

1943年以后，文艺界开始重视民间文艺，在批判和继承传统秧歌的基础上，也对旧秧歌的步调、舞姿、高跷等形式进行了改造，在内容上以生产斗争、宣传抗战为主题，结合戏剧、音乐、舞蹈元素对秧歌进行了创新。随着新秧歌的普及，胶东、鲁中、滨海一带，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成立了秧歌队，许多年轻的妇女和中老年妇女也纷纷参加，在根据地掀起了一股秧歌运动热潮。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秧歌运动是开展党的各项工作的有力武器，不仅活跃了抗日军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而且开辟了一条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抗日的新途径，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抗战的有效方式。

(六)开展美术宣传

在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之际，美术不仅是宣传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且是服务抗日战争、展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宣传教育工具。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明确了文艺服务大众的方向。山东抗日根据地美术工作者学习《讲话》内容，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在报刊上发表心得体会，深入探讨和交流美术工作的普及和提高、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以及创作大众化的问题。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美术工作者展开各种群众性的美术活动，丰富了根据地文艺生活。无论是木刻版画、连环画还是漫画都在对敌革命宣传和民众文化学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木刻具有启发人、教化人，并鼓舞人的作用，已经成为用途最广大的，以及对抗日宣传最有效的方法之一[21]。画家们常常在街头组织各种漫画和木刻的宣传活动，并针对抗战形势的实际需要，选择大小不一、通俗易懂的宣传画或者连环画，再加上适当的文字说明，定期在木板上张贴，及时向民众宣传抗日方针、抗战理念和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任迁乔创作的《翻身》以莒南县大店镇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为背景，是第一部反映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民翻身斗争的大型连环画册，故事画面生动真实，激励了群众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另外为适应民众识字率低的情况，根据地大力提倡宣传车、宣传棚的美术宣传形式，题材紧扣时局的变化和中共中央方针政策的实施。同时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创办了不少美术刊物，主要有《山东画报》《大众画刊》《胶东画报》《渤海画报》等，这些画刊图文并茂，不仅对抗战军民有强烈的感召作用，而且还保存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些美术形式在抗战军民的精神领域构筑起坚固的抗战防线，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抗战斗志的宣传效果。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工作的基本特点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产生于广泛深入的人民斗争，反映着人民革命斗争生活，是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民性、时代性和通俗性的特点。

(一)人民性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为整个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始终扎根群众，广泛的群众基础体现在多个方面。文学作品不再以封建的帝王将相为中心，而是群众身边真实的普通人；美术作品真实记录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与表达方式贴近群众；文艺团体扎根于基层，群众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服务对象。在此期间，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为了人民大众的方针政策，更加自觉地提出到工农、到八路军、到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这就使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

(二)时代性

文艺是对社会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始终围绕抗战救亡的时代主题而展开，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作品为例，有控诉日军侵华暴行的，如石流的诗作《中国在战斗着》；有揭露顽固派反动行径的，如戏剧《人间地狱》；有展现军民战斗风采的，如戏剧《保卫卢沟桥》；有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如话剧《铁牛与病鸭》。这些文艺作品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创作内容都是为抗战服务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同时在毛泽东“文艺为政治服务”革命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战斗一线，配合政治斗争的开展，去塑造描写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这块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的文艺创作更好地团结、教育了人民。文艺成为摧毁敌人的强力武器，推动了抗战胜利和民族独立的进程，造就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三)通俗性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既通俗易懂，又简洁明快，符合大众化定位。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和抗战士兵大多数出身于贫苦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政治观念较弱，这就决定了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作必须符合大众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利用当地群众熟悉的民谣、曲调、快板等民间文艺形式，对作品内容进行改造加工，提高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层次。以诗歌、歌谣为例，苗得雨运用沂蒙小调、顺口溜、歌谣、大实话等多种形式，创作了《参军》《旱苗得雨》等作品，深受群众喜爱；山东民间广泛传唱的《秧歌调》中加入了反映抗战和生产生活的新词；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老王上冬学》《生产乐》等则是由民间曲调填词改编而来。这些诗歌、歌谣等文艺作品，都是利用人民群众所熟知的当地曲调，进行改编或填词而成，具有丰富多样的题材以及通俗易懂的特点，让根据地群众和部队战士都能一听就懂、一学就会，更好地达到了宣传效果，鼓舞了全民抗战的斗志。

四、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工作的效果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活动作为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而开展起来的，是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有效途径。文艺工作者们以歌曲、戏剧、曲艺、美术等为宣传武器，有效地促进了民众民族意识觉醒，提高了群众参军支前觉悟，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改变了根据地社会风气。

(一)促进了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

抗日战争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文化生活单调，文化素养较低，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较为淡薄。文化工作应围绕提升群众的知识技能和提高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展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始终坚持把文艺作为武器，大力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对民众的思想意识进行由外及里的改造和激发。这一时期根据地涌现的《碧血千秋》《放下你的鞭子》等作品，对惊醒、感奋人民群众，推动民众走向团结和斗争，改造自身环境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以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唤起了人民群众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二)提高了群众参军支前的觉悟

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围绕着宣扬抗战必胜、鼓励民众踊跃从军等内容，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在动员参军的过程中，不少年轻人看完《归队》《侵华泪》等节目后，当场要求报名入伍，根据地甚至出现了“老婆送郎上前线”“好男儿勇于上战场”的从军高潮，保障了中共抗战所需的大批兵源。战士们在前方不顾伤亡、奋力杀敌的同时，大后方的人民群众也积极投身到抢救伤员、抬担架、战地后勤等工作中。还有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嫂”的妇女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抚养八路军后代。文艺活动在动员群众参与抗战、服务抗战所起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

文艺不仅从属于政治，而且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中共山东党组织通过文学作品、歌曲、戏剧、秧歌等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先进理论在抗战军民中得到广泛传播，使阶级和政权观念深入人心，也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形象，在民众心中树立了党的威信。在树立党的权威的过程中，广大民众积极入伍、入党、支前，共产党军队力量迅速得到发展壮大。一方面，山东党组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几年间得到迅速发展，1939年全省的党员人数有5万多，截至1944年，党员人数达到了14万左右。另一方面，军队人数也在急剧增长，到抗战胜利之际，山东人民军队数量已达到27万，民兵数量达到59万[22]539。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文艺工作对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改变了根据地社会风气

毛泽东指出，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就首先要为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部队服务，强调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23]876。文艺活动在承担服务抗战重要任务的同时也对封建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进步的文艺活动替代了根据地民众往日酗酒、赌博等恶习，文明的新戏替代了根据地往日内容低俗、迷信封建的旧戏，群众积极报名参加演讲、唱歌、演戏等文艺活动。这些新式的、更加文明的文艺活动，在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其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工作的现实启示

回顾历史是希望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掌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们开拓进取和改革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也是历史性的作用，认真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继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振兴社会主义文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要把握好紧密依靠全体文艺工作者和重视并坚持文艺创作规律这两个原则。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指导并帮助文艺工作者努力改造封建落后文化，积极发展抗战民主文化，确保了根据地文艺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先，要把握好文艺工作的发展方向。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把文艺工作作为民族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注重文艺的思想教育和宣传作用，积极创造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增强文艺工作者的革命责任感，全方位管理文艺工作，充分发挥文艺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其次，要尊重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紧密结合现实和遵循文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连续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只有在高度重视和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法规、健全制度，才能创造精品，凝聚人心。再次，要优化对文艺工作者的服务。积极引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为文艺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关心和关爱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风格，鼓励他们的艺术创新，为培养和造就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为他们创作文学精品提供良好的环境。历史与现实说明，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是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核心条件，全面认识党的领导在文艺工作中的关键作用，牢固抓住这个最基本的指导立场，努力促进文艺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24]97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25]。这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确立了根本价值方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依靠、服务群众，不断繁荣发展文艺创作，涌现了大量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艺作品，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唤醒广大群众勠力同心、英勇抗争、反抗侵略、反对奴役的重大作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要做到，文艺鼓舞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沙洪的《跟着共产党走》、王振华的《劝郎参军》、陈志昂的《解放区的天》等一首首壮志激昂的歌曲，激励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抵御外敌的顽强斗志，极大地激发了军民为争取抗战全面胜利的勇气和决心。其次要做到，文艺厚植于人民。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滋养，唯有扎根于群众土壤，筑牢我们党的文艺工作事业的深厚根基，我们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从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转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动力。再次要做到，文艺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5]这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不仅有物质需求，而且有精神需求。新时代处理好人民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满足人民对文化的多元化需求是党面对的重大课题。为此，在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想取得成绩，就应该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乐民众之所乐，忧民众之所忧。文艺工作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立足点，将人民的满意与否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出更多增强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

(三)立足历史方位承担时代使命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体现时代精神，承担历史使命，是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天性。要推动社会发展，必须立足于时代解决时代问题；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倾听这个时代的特殊呼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着眼于所处的时代方位，以促进和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艰辛奋斗历程，立足历史方位承担时代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行为准则，也是繁荣中国文艺事业的根本所在。当前，在世界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面对“两个一百年”奋斗发展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文艺工作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创作了《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铁道英雄》等大批体现革命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表现了党和人民努力奋斗的精神，为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团结人民奋斗前进的力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已经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崭新征程，这不但需要巨大的物质支持，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扬起时代精神大旗、构建共同精神支柱、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都需要社会主义文艺。

实践证明，唯有将立足历史方位和承担时代使命二者相结合，把握时代发展脉搏、肩负历史发展重任、聆听时代发展声音、回应时代发展课题，社会主义文艺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保持正确方向，才能为新时期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当今中国正处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文艺工作面临着新的任务与新的挑战，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勇立时代潮头、倾听群众心声，努力创作出更多反映新时代精神的文艺精品，共同承担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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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3-0964.2022.05.023

OSID:图片

收稿日期：2022-06-2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9MK023)

作者简介：邵艳梅(1972—)，女，满族，河北青龙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9.5；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2)05-01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