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遍“山头”

     在费县城南许家崖水库西侧5公里处有一个自然村---周山头，它东邻吴家村和南石岗村，南边和西边是许家崖水库，北部是小王庄遗址。该村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公元1819年），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相传有一周姓的兄弟俩逃荒要饭路过这里，由于天色已晚，他俩就合衣闭眼露宿在这里。第二天，准备起程时，天下起了小雨，于是他们两个就找来了木棍和茅草搭起了一个小棚，雨越下越大，他们俩便住了下来。这场雨一下就是几天，天晴了，兄弟俩白天出去要饭，晚上回来住下，这样时间长了，就在这里安了家。因为背后一连几座山头，所以取名叫周家山头。后来兄弟俩在这里盖起了房子，开荒种地，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村子的背后是松林茂密的郭家山，山上松林如海，花团锦簇；一条乡间公路自东向西穿过村子。这里生态植被良好，空气清新温润，水源清澈纯净，森林覆盖率高，生产生活得天独厚。多少年来，勤劳朴实的周山头人生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没有因自然条件的低劣而消沉，而是用勤劳、朴实的双手，不断地开拓、耕耘、创作，世代繁衍。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和璀璨丰富的精神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

岁月沧桑话传说

    周山头村位于尼山山脉，地形以青石为主，树木主要是侧柏、刺槐。自清朝建村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兵燹的骚扰，自然界荒寒瘟疫的侵蚀，使这里的人口迁入徙出，演变频繁。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村里人口发展到五六百人，主要有周、郭、张、薛、李、杨等十多个姓。多年来，村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郭家山，九道湾，不知哪弯出神仙。”当然，出神仙是不可能，还是让我们说说几百年来大家碰到的巧合或者有趣的民间故事吧！

   沿着郭家山自东向西数，数到第九道弯的时候，发现这个弯特别大、特别深，如果一个人来这里干农活，感觉到头皮“啪啪”地炸，心里阴森森的，非常害怕。听父亲讲，十几年前村里有个打猎的，打枪的技术登峰造极。有一次，他看见一只獾，就瞄准发射，当猎枪发出的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獾被打中，应声倒下。当他来到獾倒下的地方，却不见獾，这是怎么回事，没射中吗？不可能，我从没失过手啊！中午他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女儿死了，背后还插着一支雕翎箭，后来人们都说，是他亲手把自己的女儿打死的。从此，这个猎人再也不打猎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有个姑娘二十八岁因心脏病死亡，就葬在这个山弯里，村里有人在下雨天来这里干活，亲眼看到这个姑娘手拿白纸条子坐在那里，并自言自语地说：“还我衣服，还我衣服。”这个人被吓得一溜小跑回了家。后来，一般下雨天，谁也不敢在这里干活或拾柴禾了。

    这个弯里有一个泉眼，人们都叫它“冒石鬼”。这个泉眼平时不冒水，只有到夏天的布雨天，一般连下大雨4---5天，才能开泉。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放牛的，由于大雨不能回家，就住在山上，亲自看到冒石鬼开泉。由于四五天的大雨，开泉时，只听见“噔噔噔”三声，在泉眼里窜出的水苗两丈高，然后泉眼就悄无声息地冒水了。该泉泉水清澈甘醇，冰凉刺骨，若喝到肚子里，定会疼痛不止。泉眼冒出的水流到山脚下，汇入许家崖水库。泉眼冒水时间一般在十到十三四天，如果不再下雨，泉水慢慢就消失了。当地人都知道：“冒石鬼开泉，必然是晴天。”

    山湾里还有一片悬崖酷似一只老虎，人们都叫“太虎石，”此崖不高，只有郭家山的一半，这片悬崖基本上是由一块石头组成，石头的形状像是烧过的炭渣一样，当地人们又叫“炭火石。”

    太虎石头向西北，屁股在东南。据说，一位风水先生路过此地，看见太虎石说，这一块风水宝石，它头朝西北，嘴里拼出来的仙气可以拱出三个人，一个是七品县令，一个是“能人”，一个是“飞毛腿”。

    当地人们根据先生的话进行验证：太虎嘴朝西北的那个地方是朱田镇峡湾村。据说在明朝末期，峡湾村里确实出了这么三个人，他们分别是七品县令邵华，能制作各种武器的“能人”邵柏光和飞檐走壁的邵世飞。

    后来，南蛮子来山东破风水，见到风水地方就一阵狂砸，山东一些风水地方全让南蛮子给破坏了。当南蛮子来到这里，发现了太虎石，就想办法破坏掉，因为这块石头巨大，像个庞然大物，他转了几圈，也无处下手。后来，他就来到老虎背上，从上边往下，用炮钳子凿成圆柱形一个洞，该洞从老虎的背上穿透，把老虎的灵气全部打破了。至今人们仍然看见有一深一米、像“小井”一样圆柱体的遗址。

    据说，当南蛮子破了风水以后，没出三个月，在湖南做知县的邵华，夜间让匪徒把头砍了下来，皇上念他做官时有功，就下令赐给他一个金头，听当地人说，出殡的那天，儿女弄了七口棺材，在峡湾下边的邵家林上埋了七个坟子，怕的是让盗墓贼把金头盗走。从那时起，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前来盗墓的人，后来，修建了许家崖水库，坟墓被淹没。一直到现在，当水落下的时候，仍然还有盗墓的痕迹。

    能人邵柏光在京城，由于和娘娘多说了几句话，被奸贼陷害，皇上给他定了调戏娘娘的罪名，打入死牢，等候发落。

    飞檐走壁的邵世飞和村里的寡妇有奸情，他偷的东西都放在寡妇家里，寡妇感觉早晚要出事受到牵连，于是就在饭里放上砒霜，邵世飞吃过之后，不到半个时辰，就口吐白沫中毒身亡。至此，在南蛮子破了风水不到半年，峡湾村的这三个奇人都命丧黄泉。至今在当地还流传着这三个人的传奇故事。

    村子的东南是一块“盆地”，四周十多公里全是山，唯独这个地方是一片开阔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据有关人士透漏，1946年4月，温河县改为费县，由于县城驻地被国民党占领，共产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梁邱一带，所以准备在这里建立费县县政府。后来因这里没有“囚地”，所以才将县政府驻地转移到了埠下村，埠下村成为共产党的费县县政府驻地，这一状态一直延续至1951年夏天，县政府才从埠下村迁到了费县城。

    据老人讲，清朝末期，这里就是一块商贸重地，这块土地上，一度商贾云集，阡陌纵横，一派繁华景象。至今这里还有很多像石灰窑、砖窑、宫殿、四合院等遗址。民国初期，由于这里地理条件优越，民风淳朴，官府就在这里开办了集贸市场。集市占地80亩，开设粮食市、布匹市、牲口市（又分猪市、牛市、骡马市、羊市等，当时一次就上市大牲畜50多头）、皮货市、果品市、玩具市，熟食市（水饺、面条、大饼、年糕、蒸包、煎包、煎豆腐、牛肉汤、羊肉汤、丸子）、肉市、挂货市（相当于现在的小百货，有毛巾、头绳、颜色、化妆品）等等。另外，说书唱戏的，打拳卖艺的，耍猴套圈的，无所不有。自从1958年修建了许家崖水库，这里被水淹没。村子东部是汉代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的陶罐、陶豆、陶壶等汉代陶器，是县级汉代文物保护遗址。村子的西北、靠水库上游，有一方圆一亩地大的土堆，土层中含有春秋时期的陶片。经文物专家考证，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大墓，当地人们都称为“葫芦”，也有的叫“冢子”。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建扬水站挖渠道时，曾在这里挖出陶鼎和陶豆，当时群众也没当好东西，被无知群众砸碎了。村子的西南角是一块空闲地，当地都叫花瘩岭，原来这里是村里的一块“夜潮地”，一年不下雨照常收粮食的河滩良田。是村里的“粮袋子”，土地肥沃，那地啊，抓把土一攥就流油，可种植小麦，高粱、谷子和大豆，那高粱头像云头似的，那谷穗，黄狗尾巴一样粗。常听父亲讲，民国16年，这里闹蝗灾，蝗虫来了遮天蔽日，见到什么就吃什么。中午的时候，人们都在地里劳作，只听见“嗡嗡”的声音，紧接着天一片漆黑，太阳不见了，等大家明白过来一看，村里的“粮袋子”已经变成了黄一块，紫一块的。据说蝗虫在这片土地上，停下了一个多时辰，不但吃光了所有的庄家，还连黄土都啃吃了三尺，等蝗虫走后，只剩下了高一块低一块的牤牛石了，远远望去好像人的身上起了花大疙瘩一样，所以当地群众都叫花瘩岭。

乡野遍地燃烽火

    周山头这个名字说怪也不怪，说奇也不奇，自清代嘉庆年间建村起，以后的事没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后来有个风水先生不知是信口胡诌，还是照葫芦画瓢地敷衍出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说法：该村两面环山两面临河，其形状就像一个面盆，而环绕村子的山脉共有九座山峰，每座山峰的形状都像是倒扣着的漏斗，那漏斗能将四面八方的财气肥水纳入该村，可算得上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了。如此说法听来就让人觉得玄乎、牵强，不切合实际。这可能是所谓的风水先生，为了骗得一顿酒足饭饱而信口胡编出了那么一个哄人的说法。事实上，周山头村一直都没有呈现过大富大贵的迹象，也没出过大富大贵之人。一直到了清代晚期，村子里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他叫周弘沂，娶北许家崖村贾氏为妻，婚后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靠自己的几亩薄地勤劳度日，日子过得紧巴。大儿子周广义十七八岁就随人流去了关东，家里几亩薄地就靠父亲和二儿子、姑娘们团弄。周弘沂是一个好吃好喝的主，弄几块钱就揣在身上，从不放在家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放在身上吃喝方便，搁在家里不放心，村里的叔父大爷都知道他好这一口。一天，庄长见了周弘沂就说：“大哥，你弄几块钱整天别在腰里干什么，不怕掉了！”

    周弘沂看了看庄长，没有说话。第二天，周弘沂下地干活，心想，庄长说得对，这钱不能光带在身边。于是他就把包钱的白布袋扯下来，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就下地了。到了地里干了一会活，二儿子广发还没下地，他感觉不放心，放下锄头就回家了，回家一看，包钱的布袋不见了，他就知道是儿子广发干的，急忙跑出来，问妻子贾氏，儿子广发那？

    妻子贾氏说出去大门往北去了。弘沂急忙就往北赶，一直赶到邻村小王庄，也没看见儿子广发的影子。再说广发见父亲出门前，把腰里的钱包放在了枕头下，等父亲出门后，就拿了钱出门往北跑，跑了一会，回头看看，见父亲追过来了，趁机躲藏在一间破屋框子里，等父亲往北走远了，他就转头往南跑去，一直走了一天，晚上找地方住下，第二天继续往南走，饿了要点东西吃。后来，他打听到一支部队，说是57军的，他就找到管事的，说要参军，正好57军正在招人就收下了。

    周广发被编到某团12连8排3班，当了一名战士，在平时训练时，他很刻苦，战场上，作战勇敢。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连奉命攻打某阵地，敌人炮火猛烈，攻击受阻，排长躲在后边不敢前进，周广发带头冲击，一马当先。他左右开弓，利用平时训练的本领，边走边射击，一鼓作气，拿下了阵地，事后，连长表扬了他，并提拔为排长。

    在后来的三年里，周广发带领全排战士们，参加了无数次战斗。在山东莒县的一次战斗中，身为副连长的周广发奉命坚守阵地，他带领战士打退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为了坚守阵地，给兄弟部队赢得时间，直到最后全连官兵无一生存。一年后，当周广发牺牲的噩耗传到家乡时，父亲周弘沂一头栽在地里，由于过度悲伤身患重病，不到一年就撒手人寰。母亲贾氏在当地政府的照顾下，携带着幼小的女儿，艰难度日，三个女儿出嫁后。贾氏自己守着两间草屋生活，村里按烈属待遇，每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粮食，大年三十，都要到她家里挂“光荣牌”，一直挂到1979年，老人家安详地走完了83岁人生。

    村子里还有一位传奇人物，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他也没有给村子带来大富大贵，但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时期，他带领乡亲们辗转与日本鬼子、汉奸斗智斗勇，挑头成立抗日游击小组，组织站岗放哨，掩护群众生产，还从汉奸手里弄来了几支步枪武装了自己。不仅减轻了村里的损失，还保存了乡亲们的粮食和牲畜，得到了乡亲们的一致称赞。

    他叫周昌礼，人送外号“三班长”。1924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只因家里姊妹兄弟多，几亩土地薄脊，所以家境并不富裕，有时候也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日子过得着实贫寒。周昌礼十六岁那年，八路军在村里休整，周昌礼找到了首长，软磨硬泡，要求参军。首长见他家里兄弟多，同意了他的请求。从此，周昌礼就来到了部队。在部队里，他刻苦训练，机智勇敢，两年后被提升班长。正当他随部队转战南北的时候，家里来信说母亲得了重病，让他急需回家一趟。他回家后，尽管和哥哥给母亲求医问病，但终究也没有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久，重病缠身的母亲离开了人世。等他给母亲办完丧事返回部队，可就是找不到部队了。那个时候，部队天天打仗，到那里去找呢！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最终还是无奈回家了。回家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在村里，他很少和别人说话，经常是自己独来独往。有时候，有人问他在部队打仗的事，他总是三言两语敷衍，很少谈论自己的战斗经历，或许他觉得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东西，或许他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并肩战斗、牺牲了却默默无闻的战友。

    有一回，村东头的大婶子问他，说：“三班长，听说你会飞，你飞飞我看看。”周昌礼看了看大婶子，也没说话。只听见“嗖”的一声飞上了对面的炮楼，大婶子见了后，吓坏了，急忙说：“快下来，可吓死了，掉下来摔到怎么办！”打那以后，全村人都知道三班长会飞，也知道他在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后来，临沂沦陷了，家乡有了鬼子，并且还在村后的郭家山上建起了据点，隔三差五的下来抢粮，还让村里的群众做好饭送上去。对于日寇的血腥摧残行径，激起了周边村庄群众的愤怒，也激怒了沉默寡言的周昌礼。可是，在乡野遍地都是鬼子的中华大地，手无寸铁的乡亲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从鬼子在郭家山上建起了据点以后，村里的群众可就苦了。不但让群众见天往山上送饭以外，还隔三差五地下来抢东西。本来就不富裕的周山头村，加上鬼子汉奸的见天抢粮，五六十户群众的村子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要想个办法，保护群众的财产。”村长周玉宏找到三班长说。

   “是要想个办法，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团结起来，保护我们家园。”三班长周昌礼回答说。

   “这方面，你比我懂，就领大家干吧！”

   “晚上你组织一下，开个诸葛亮会，我们合计合计。”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一致认为，让昌礼领头，带领大家对抗鬼子，保护我们的家园。

   “我算一个”。周凤友第一个报了名，接着就是周凤力小伙子也报了名。周大爷一捋胡子说道：“别看我年纪大了，站个岗，放个哨还行，打鬼子我也算一个。”说到这里，又有几个青年报了名。

   “算我一个！”顺着声音大家一看，是刚过门不久的村北头的三婶子，大家哈哈大笑，齐声说：“三婶子，凑什么热闹。你一个女流之辈，哪能让你去打鬼子，再说三叔也不会同意的！”

   “你三叔听我的。别看我是女的，两个、三个的男人沾不上我的边。不信，你们试试！”

   听了三婶子的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齐声笑了。

    三婶子叫严玉兰，1918年5月出生在石屋山后村的一户殷实人家里。说是殷实人家，其实也不过就是祖上当年跑江湖做药材生意赚了些钱，又在家乡购置了几亩土地，日子过得比同村的一般人家稍宽裕一些罢了。严玉兰的父亲叫严家坤，在当地是一个响当当的侠义之士，年轻时练得一身好武功，他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恃强凌弱、欺男霸女、横行乡里的地痞恶棍。有一次，他到县里药行谈生意，路过县城最喧哗的龙门街时，看到一群人正围作一团吵吵嚷嚷。便挤进人群一看，只见一个油头粉面的恶少正带着几个地痞流氓在纠缠一个十五六岁耍杂艺的小姑娘，尽管小女孩的爷爷在一旁苦苦哀求，甚至给那个恶少下跪磕头，求他放过小女孩一马，但那丧心病狂的恶少却一脚踹倒小女孩的爷爷，拽过女孩就走。严家坤气不打一起来，赶上前去喊道：“住手。”随即给那恶少来了个叉裆扛甩，还没等围观的人闹清怎么回事，那恶少就结结实实地跌了个嘴啃泥。紧接着左家坤左右开弓，三下五除二就将几个地痞打趴在地了。然后拍拍手朝那恶少吐了口唾沫道：“这一老一少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明日我就揭了你的皮挂在城头上当鼓皮卖了。”吓得那恶少慌忙带着几个喽罗一瘸一拐地跑了。

    从此严家坤声名远播，十里八乡提到他的名字没人不赞叹的。说到侠，严家坤还有更侠的事呢，老人家早年还参加过大刀会运动。说到义，那更是有口皆碑了，村里谁家有难他都会慷慨解囊，全村老少没有不夸严家人缘好的。

    严家坤虽一世英名，却有一大憾事，膝下仅有一个独女，且是他年近三十岁时才得了这么一个千金，取下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严玉兰。妻子生下玉兰后不久害了一场大病，虽捡回一条性命，却落下病根再也不能生育。严玉兰长到5岁，便显露出了人见人夸的美人坯子，村里人见了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呶，仙女来你家投胎啦!”

   “过不了几年，你家的门槛准让人给踏破啰!”严家坤的耳中塞满了此类的话语。见女儿出落得俊秀伶俐，严家坤心里喜滋滋的，他生怕亏待了闺女，特地从五里外的镇上请来一位私塾先生教女儿识字。只是有一事他很无奈，那便是缠足。山里女人与山外女人一样，世代沿袭裹足之风，五四运动都过去多少年了，但对女人的放足之风却没有吹进大山里。颇具见识、头脑开明的严家坤心里虽有疙瘩，却也难敌老伴的执拗，最终撂了句：“缠吧缠吧，只是害苦我闺女啦！”便到一旁抽闷烟去了，可怜的严玉兰便在痛得死去活来中被缠了脚。

   “哟!那滋味可比死了还难受，三寸宽的布条缠你个三米长，严玉兰整整哭了三个月，声音没了，魂也没了。唉，遭罪啊……”那年春上，在严玉兰的哭泣中，母亲老病复发撒手人寰。从此严家坤又当爹又当娘，一把米一勺汤，严玉兰在渐渐淡忘丧母和缠足的疼痛中长大了，十五六岁便出落成了水灵秀气的黄花闺女。一天，村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看到了严玉兰，说：“姑娘长得如花似玉，可命运不济啊！”

   “怎么个不济法，是好还是坏啊！”围观人齐声问。

    算命先生阴阳怪气地说：“她命里要喝三口井的水。”

   “什么是三口井的水？”大家不解地问。

   “三口井的水就是一生有三次婚姻。”算命先生说。

   这时，严家坤走过来，听到先生的说话，抄起一条木棍，朝先生打去，先生见状，连跑带爬地走了。打那以后，谁也没提玉兰的婚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女人更多了一层担忧。严家坤生怕女儿遇有什么不测，成天护着姑娘，这时他才平生第一次懊悔自己生的是女儿，要是男儿，一准早就将自己的武功传给他了。严家坤一肚子无奈，他盯着女儿玉兰：“女儿怎么了，姑娘照样也能练出一副好身板。”于是，他就教女儿练拳脚。严玉兰极有灵性，十天半月便能熟练地运用各种拳法、套路，乐得严家坤逢人便说：“这闺女要是个带把的，一准比我强。”

  不论是炎炎酷暑夏日，还是朔风刺骨冬天，严玉兰操着三寸金莲的脚正着练，反着练，平地里练，山上练，玉兰跟头没少栽，眼泪没少流。一年下来，还真的练成了一个功夫超群的小脚女侠，依靠侠义之胆，在家乡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1933年秋天，她经媒人介绍，嫁给了阎王僻的李俊生。这不，结婚还不到半年，丈夫李俊生得了不治之症，离开了人世。严玉兰在痛苦中含泪嫁给了下河村的王西来。婚后，两人关系很好，一年后，夫妻二人生下了一个女孩，孩子出生不久，王西来在北山上砍柴，一不小心掉进悬崖，一命呜呼。可怜的严玉兰哭的泣不成声，正当她和公公婆婆在痛苦中走出来的时候，不满周岁的女儿患有脑炎而夭折。严玉兰天天以泪洗面，后来，邻居王大娘对她说：“你年龄还小，又没有孩子，你不能光守在这里。”随后，经王大娘介绍，嫁给了周山头村的周克章。这不，结婚还不到半年，鬼子就来村了。她恨鬼子的残暴，只可惜村里没有一个挑头，如果大家都拧成一股绳，狠狠地揍这些没人性的畜生。这天晚上，她听丈夫克章说，村里开会，这不，她就参加了。经过大家的一番酝酿，乡亲们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由周昌礼挑头成立了联防队，并担任队长，严玉兰担任副队长兼妇女主任。联防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日、伪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为保卫家乡和巩固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联防队成立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武器的问题。周昌礼也估摸着这件事，怎么想办法搞到武器，给这些狗东西一点厉害，叫鬼子知道中国人是不好欺负的。可想了几天，也没想出好办法来，还是去找三婶子商量商量。一见三婶，一针见血，说：“打鬼子，没有武器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上级发抢是不可能，我们自己想办法。眼下打鬼子，条件比较艰苦，武器缺乏，我们要想武装自己，必须向敌人手里夺取武器。”三婶的这几句话，令昌礼刮目相看，别看着三婶子是一介女流，整天围着锅台转，见解比我这个部队当过班长强多了。他看着正在做饭的三婶，说：“怎么个夺法？”

  “别急，凡事都有个过程。”三婶看着眼前的联防队长，回答说。

   机会来了。一天，联防队得到一个可靠情报，县城汉奸队的两个便衣特务，持枪到鬼子据点送礼。周昌礼就和队员一起商量了夺枪的办法，各自回去准备。

   第二天，只见有一个人挑着一担东西，费力地走着，后边不远，有两个农民打扮的家伙，鬼头鬼脑，这里看看，那边瞧瞧，上气不接下气，不住地擦着汗，一会低头走，一会儿向上看看陡峭的山路，好一付狼狈相，他俩还边走边骂：“他娘的，今天这个苦差事，真到了霉了。”这一切早被那个拾粪模样的周大爷看得一清二楚。

  “喂，拾粪的老头儿，到县城还有多少里？”其中一个问开了路，拾粪的李大爷，故意朝敌人走近了一步，装作没听见，“你问的什么？”

  “混丈，没听见吗，我……”

  “不准动”从树林里窜出几个拾粪的群众，四杆粪叉子对准了两个汉奸。这出其不意的喊声，使敌人慌了手脚，一个狗汉奸装作镇静，忙说：“我们是走路的。”

  “别装蒜，举起手来，再动，叫你脸上多仨眼”。四杆粪叉子对准了敌人的脑门。敌人看看势头不对只好乖乖地交出了两支手抢，4枚手榴弹。

   1939年夏季的一天，联防队接到县委通知，最近鬼子要到山里扫荡。县委指示要尽快把这个消息送到山里党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三婶严玉兰对周昌礼说。

   “好吧！路上注意安全。”

   “放心吧，三个五个的，我还对付一阵子。”于是她不敢怠慢，化装成赶集的群众就进山了。路上，路过一个池塘，三个伪军正在洗澡。武器放在池塘边的庄稼地里，玉兰想，这回可是一个好机会，我要想法把他们的武器偷走。想到这里，他迂回前进，慢慢地靠近庄稼地。伪军正在洗的尽兴，那里还管的边上的武器？严玉兰走进一看，高兴极了。有三支步枪，一挺“三八”大盖，还有手榴弹若干。严玉兰背上步枪，拿着那挺三八大盖和手榴弹钻进庄稼地里。这回严玉兰不仅完成了送信任务，还从敌人手里夺来了武器。有了这些家伙什，腰杆就挺起来了。

   一天，三婶找到了昌礼：“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今天深夜我们两个夜探据点，看看据点里到底多少人。”

  “好！”昌礼答应着。

   晚上，他们俩腰里别上手榴弹和枪，裹腿里插上一把自制的短刀就出发了。他俩顺着山路摸到鬼子据点，详细查看了据点的情况：据点建在郭家山顶端，四周全是围墙，围墙里边常驻一个排的兵力，有演练场、营房、作战室等，围墙的四周分别有四个碉堡，有一挺重机枪，一切侦察完毕后，三婶说：“我们不能白来一趟，要杀掉三个五个的。”昌礼说：“明白。”

   三婶说我们俩同时开枪，干掉鬼子后，从后山撤离。说完，他俩扣动扳机，“啪啪啪”，随着三声枪响，几个鬼子应声倒下，当鬼子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周昌礼和三婶已经从后山撤离来到了安全地带。

    通过这次偷袭，据点的鬼子知道山里游击队的厉害，所以老实了不少，几个月没有来村扫荡，蚕食和烧杀抢掠。1942年5月的一个晚上，地下工作者送来一封鸡毛信：说鬼子明天十点前去扫荡。接到这个消息，整个联防队活跃起来，队长周昌礼拿着那张小纸条，看来看去。对三婶玉兰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敌人这次‘扫荡’，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村的，我们必须作出充分准备。来，我们研究一下……”

    一方面向上级作了汇报，派队员给游击队送信，另一方面，作好战斗准备，部署迎敌的办法。整整忙了半宿，该藏的全部藏了起来，不能参战的群众也都转移到山里。队员也在对面山上埋伏下来。

    佛晓时分，20多个鬼子汉奸，黄压压的一片像乌龟一样向这边爬来。到了村头一看，家家关门闭户，除了几声狗咬以外，村里静俏俏的，带队的鬼子小队长以为村上的人都还睡觉呢！心里暗暗高兴，一挥手便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突然，“叭叭”两声枪响从对面山的方向射了过来，敌人这才知道上了当，在村里扑了个空。

    鬼子小队长气急败坏，大吼一声：“土八路，北山上的干活”，他战刀一挥，“杀给给……”，汉奸在前，鬼子在后，像一群蚂蜂，朝北山冲去。

    眼看敌人快到山顶，昌礼一声令下：“打！”同志们居高临下，手榴弹、步枪，一起响起来，猎枪像一把铁扫帚，大石头也发挥了威力，砸得敌人鬼哭狼嚎，敌人只好退了下来。

    鬼子小队长一看土八路厉害，便重整旗鼓，第二次冲了上来。他命令六0炮、重机枪一起向北山发起了猛烈攻击。红了眼的敌人嗷嗷吼叫，好像把山头一口吞掉似的。

   “同志们，人在阵地在，为亲人报仇的时候到了。”话音刚落，敌人的炮弹打了过来，机枪也像刮风一样扫过来，压得队员们抬不起头来。联防队进攻一时受阻，伤亡惨重。正在这紧急时刻，东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是游击队得到情报后，领着一支小分队赶来投入了战斗。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懵头转向，乱作一团。鬼子小队长定了定神，大声嘶叫，“八路的有，快快的撤退。”

    说话间，游击队发起猛烈冲锋，鬼子小队长跳上战马，狼狈逃窜，像一群无头的苍蝇，丢下十几具尸体报头鼠窜。敌退我追，一直追到据点。

    1943年春天的一个拂晓，根据可靠情报，黄汪头据点的日伪军一个班出来催粮。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昌礼召集严玉兰等几个人开了个短暂的小会，会上，周昌礼郑重地说：“小鬼子之所以猖狂，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厉害，才肆无忌惮地出来催粮，抢杀掠夺，今天，我们要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说到这里，大家都摩拳擦掌，齐声说：“打他个狗日的。”

    下面我安排任务，我们联防队于明天早5点集合，在黄汪头敌人据点南边的莲花山附近埋伏，要将敌人一网打尽。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黄汪头据点的日伪军一个班，带着一挺机枪，由伪中队队长李怀亮率领，浩浩荡荡地由北向南挺近。周昌礼小声说：“都给我听好了，等鬼子走近了再打。不要浪费子弹。”大家都齐声答应。等鬼子进入伏击圈时，队长一声令下：“打，狠狠打。”

   大家步枪、手榴弹一起向鬼子伪军打去。突如其来的打击，敌人丈二和尚还没摸着脑袋就见阎王了。不到半个小时，敌人的一个班被全部歼灭，生俘并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汉奸李怀亮。

   这次战斗，是联防队成立以来，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动了附近各据点的敌人，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轻易妄动了。自1940年2月，周昌礼和严玉兰带领联防队经常利用大雾天、大雪天、大雨天半夜三更爬上郭家山，摸进鬼子据点，杀死哨兵，冲进敌据点，打死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及时撤出战斗，神出鬼没、速战速决的战法，打得鬼子无法招架。到1945年上半年，联防队和地方游击队与山里的鬼子进行了两年多的游击战与拉锯战，打得敌人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再外出抢劫老百姓财物，更不敢到根据地进行“扫荡”残害百姓了。

顽匪勾结屠民众

    1946年11月，周山头村开始实行土地改革。这样以来，土地比较多的地主就要拿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耕种，有一些地主心里不平衡，穷人把他的土地分了，这还了得？他们开始对村里的干部怀恨在心。他翻开账本，看着以前穷人欠下他家的租子，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发誓总有一天要讨回自己的土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触及到了村里的地主、恶霸，也有力震慑了骑在人民头上的作威作福的统治阶级和反动势力。

    村里有一个人叫周昌盛，从小不务正业，家里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一个姐姐。周昌盛二十岁那年，瞒着父亲出去参加了还乡团，还弄了一支枪背在身上。12月8日一早，周昌盛带领还乡团包围了村子。他抓住共产党干部李世清，双手捆绑放在破屋框子里，嘴里塞上毛巾。周昌盛坐在板凳上，大声喊叫：“凡是以前得罪我的人，抓住一个，杀一个。”还说：“周山头我说了算，我就是天，希望叔父大爷都听我的话。以后不要在与我作对，如果不听，一律活埋！”

    周昌盛和一个叫李二狗的还乡团，气焰嚣张，割下李世清的耳朵，逼问他说出共产党员、农会干部的名字，但遭到了李世清大义凛然的拒绝。还乡团见状，搬出一口铡刀，狠狠地说：“再不说，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李世清仍面不改色，他大声对周昌盛说：“昌盛，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前几年，你险些饿死，是我带你到家里吃饭，救了你一命。”

   “我承认你救过我，可你也带头抓过我呀！”昌盛坐在凳子上皮笑肉不笑地说。

    不管李世清怎么解释，还乡团最终还是把李世清推向铡刀，结束了性命。周昌盛还大声叫嚷：“如果谁再不听话，这就是你们的样子。”

    事后，周昌盛天天背着枪在村里晃荡，他看见谁不顺，就以借钱为名，如果你不借钱给他，就抓起来，轻者拿钱来赎，重者活活打死。

    一天，他来到庄长周玉宏家，他和周玉宏是叔伯兄弟，以前庄长对他不错，俩人关系也很好。这几天，他实在找不到人折腾了，就想到了庄长。庄长周玉宏见他来了，就吩咐家属做饭、筛酒俩人喝一盅。周昌盛放下枪，坐下就吃。酒足饭饱后，打着隔走了，临走还没忘了借十块大洋。

    周玉宏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想：“出去晃荡了两年，就成精了；酒足饭饱还没忘了借钱，我去哪里给你弄十块大洋？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嘛！”第二天，周玉宏找到了自己的儿女亲家，让亲家给周昌盛说和一下。庄长的亲家是山里的杨家，叫杨培功，日子过得很简朴，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攒点钱就买了地，所以家里有几十亩地。土地多了，生活自然好了些。但杨培功很会做事，对待一些地主、恶霸、还乡团总是以敬为主。每年过年过节，都要送上礼品，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给他们送去；平时也是请他们吃喝。周昌盛自然也是经常光顾他家，所以地主、恶霸多少还是给他一点薄面。杨培功找到了周昌盛说起找亲家借钱的事，周昌盛说：“二叔，我就是找俺大哥借点钱，没有别的意思。”杨培功说：“昌盛啊，眼下你背上了枪，俗话说，一揸没有四指近，你要帮帮你大哥。”

   “你放心吧！二叔，我不借就是了。”昌盛说。

   “那好，改日来我家喝酒。”杨培功握着昌盛的手说。从此以后，周昌盛再也没找庄长借钱。

    没过多久，八路军过来了，那些反动势力、还乡团就跑了，周昌盛也不知躲在哪里去了。那时候，一些地主、恶霸大都投靠了“还乡团”。这伙人是由国民党残余、地主恶霸和反动势力组成，专跟共产党和穷人作对。共产党来了以后，落实土改政策，实行减租减息，贯彻“五四”指示精神，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分到了土地，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

    1947年5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村口就传来了枪声，有人喊：“周昌盛回来了！”周昌盛带着还乡团进了村，比日本鬼子扫荡还厉害，见到什么人就抓什么人，抓到后，一律活埋。周昌礼和严玉兰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听说，昌盛回来了，气不打一起来来：“他妈的，日本鬼子我都没怕过，还怕你几个毛猴子不成。”他俩急忙把伤员扶到地窖里，又把一些文件藏好，并安排人照顾伤员，等一切安排就绪后走出来，村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还乡团的人拿着枪到处窜，喊着要“抓共匪严玉兰。”

   “快，跟我走！”严玉兰扯着几个妇女的手就往村外山上跑，山上是茂密的松林，是最好的藏身地。他们在山上躲了几天，有人劝说：“玉兰，你是干部，村里离不开你，你先撤吧！”她却摇摇头，说：“我走了，这些老老小小咋办？我是干部，要最后一个走。”

   没想到，那伙还乡团鬼得很，派了个认识的地痞闯进树林，假装是逃难的，套出了严玉兰的藏身地。那天清晨，枪声在树林里炸开，玉兰把乡亲们往深处推：“快走！别管我！”随后，她掏出手枪，开枪回击，枪声引后面追兵向她跑的那个方向追来。

   乡亲们只好朝与玉兰不同的方向快速逃跑。玉兰开枪打死了两个追兵，十几个追兵向她扑来，玉兰打到没有子弹，自己的腿也被子弹打中，摔在地上。

   “抓住严玉兰！”敌人喊着，玉兰咬着牙想爬，可腿根本使不上劲，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扑过来。被押回村里的那天，玉兰被吊在了一个地主家的屋檐下。还乡团的人用粗麻绳捆着她的胳膊，绳子勒得肉都陷进去了。周昌盛叼着烟卷，蹲在她面前：“三婶子，只要你说粮食藏在哪、干部去哪了，我就放了你，还给你块好地。”

    玉兰咬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喷在在周昌盛的脸上，大声说：“小私孩，狗汉奸，做梦！”

    周昌盛过来摸了摸玉兰的脸，说：“多俊俏的一张脸，可惜了！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着，便吩咐打手过来，给她一点厉害。一个打手抡起木棍，这一顿打来得又快又狠，背上顿时起了血痕；皮鞭抽在脸上，火辣辣地疼，血顺着下巴滴在地上，严玉兰却死死咬着牙，一声不吭。

    敌人急了，又找来辣椒水，捏着她的鼻子往嘴里灌。辣椒水呛得她眼泪直流，嗓子像着了火，她猛地咳出一口血，溅在敌人的脸上：“昌盛，你不得好死！”

    最终，无计可施的还乡团势力周昌盛决定将严玉兰杀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严玉兰嘴里喊的还是：“打倒还乡团！共产党万岁！”

    可怜的严玉兰被还乡团无情地夺去了生命，哪一年，她才25岁，嫁到周山头村不到5年，留下了一个不满四周岁的女儿，敌人杀害严玉兰的那天，村里的干部把孩子和丈夫藏到亲戚家，躲过了一劫。后来，乡亲们把严玉兰埋在北山脚下的一处洼地里，直到现在，每年清明节，女儿周红静还来上坟扫墓。

    就在严玉兰被还乡团杀害的第二天，穷凶极恶周昌盛决定：既然找不出共产党的干部，就一批一批地杀，直到杀完为止。他们秘密商议，由周昌盛提供人数，确定活埋第一批的人有：周玉宏、周昌礼、周凤友、周凤力、周凤才、周克中、周克友等10余人，他们秘密定下名字，然后安排人前去挖坑，决定明天早五点将这10人埋掉。

   老天有眼，这些人命不该死。就在第二天凌晨解放军赶了过来，这帮还乡团反动势力听到枪声，连夜逃跑了。

军民十万斩阎罗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失去了依靠的还乡团,如散沙般分崩离析。许多还乡团成员看清形势,纷纷缴械投降；有的则逃往国民党控制区,继续负隅顽抗，还有一些人干脆金盆洗手,重新做起了普通百姓。

   费县也和全国一样，解放大军于1947年7月攻克了费县城，歼灭和生俘了五千多名官兵，还乡团势力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届时，费县宣告解放。随着浩大的声讨还乡团和人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还乡团残余势力已成立瓮中捉鳖，到处狗急跳墙。周昌盛侥幸没有在战场上丧命，在共产党的追捕中苟且度过了半年，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偷偷地回到家乡。家乡也到处抓他，无奈他只好晚上回家，白天躲在山里。这样，在家里过了一多月，1948年6月的一天，队伍包围周山头，发誓一定要抓住周昌盛。周昌盛见实在躲过去了，就跑到了山里的一个湾子里，藏在麻地里，山上的队伍看的清清的，高声喊：“在麻地里，抓住她。”下边的人端着枪，赶到麻地里，抓住了他，用绳子五花大绑，放在屋框子里，等待人民的审判。在开批斗会的那天，群众把他抬到凳子上，凡是恨他的群众都过来砸一棍，一棍一棍的，就这样，被乡亲们活活乱棍砸死。他的家人也没过来收尸，最后，被扔到乱死岗子。多行不义必自毙，黄粱关梦终成空。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的恶匪周昌盛终于落下了可悲的下场。到1951年11月，费县境内的还乡团余孽全部落网。

  作者简介：周扬，山东费县人，文学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时代文学》《作家》等文学期刊；先后出版报告文学《追梦人》5部，主编文学图书10本，电影文学剧本5部，戏剧6部，长篇小说3部。其中报告文学《追梦人》系列图书获沂蒙文艺政府奖，扶贫攻坚题材现代吕剧《墻之缘》获2019年扶贫攻坚三下乡活动优秀剧目；反映抗战题材的红色电影剧本三部曲《战地红花》《沭河浴血》《鲁南枪声》正在筹拍，反映乡村振兴的电影文学剧本《蒙山书记》《荷花飘香》《头雁》已有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报备。主编的《温凉河》杂志获临沂市优秀文学期刊，2018年获临沂市“优秀文学编辑”称号；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临沂市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政协费县第十届委员、十一届政协常委。